1937年，67岁的大地主戴万龄被日军擒获，为防其逃脱，日军竟用铁丝一头捆住他两个大拇指，背缚双手，另一头穿过锁骨。不久后，日军又残忍将他杀害，扔进了狼狗圈。

1937年深秋，吉林敦化沙河沿村，67岁的戴万龄带着三儿子戴克吉和三十多个弟兄摸黑回村。他们从山里下来，是为抗联筹粮的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村里出了个告密的，日军连夜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枪一响，戴万龄就知道出不去了。他把手里的枪往柴火垛里一塞，又把几张写着字的纸条揉成团嚼烂咽了，然后整了整身上那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棉袄，推开院门，大步走了出去。门外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围成半圈，一个汉奸点头哈腰地指着他说：“太君，就是他，戴万龄，抗联的大官。”

日军怕他半路挣脱跑了，下手狠得叫人发指。他们弄来一根细铁丝，先把他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死死勒住，反绑到背后，另一头更歹毒——直接用铁钩穿进他的锁骨，铁丝就挂在那根骨头上。每往前走一步，锁骨就被扯得生疼，血珠子顺着铁丝往下淌，滴在土路上，滴了长长一道。戴万龄把牙咬得咯嘣响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可从头到尾没哼一声。

他被关进敦化监狱后，日军什么刑都上了。皮鞭蘸凉水抽得皮开肉绽，烙铁烧红了往身上按，指甲盖一根一根拔掉。翻来覆去就问一句话：抗联的队伍藏在哪儿？戴万龄要么闭着眼不答，要么就三个字：“不知道。”敌人最后恼了，把他拖到刑场，用两块钢板把他夹在中间，浇上汽油，一把火点着了。大火烧了很久，等人形都烧焦了，日军又把他扔进狼狗圈。

一个67岁的老爷子，就这么走了。

说起来，戴万龄本不是扛枪打仗的命。1871年他出生在山东莱州，后来跟着家人闯关东，一路到了吉林额穆县，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汤原县地界。

到了东北以后，他凭着力气和头脑，种地、开油坊、办面粉厂，一点一点攒下了几千亩地，盖起一座占地两千多平的大宅子，里里外外八十多间房。他还当过地方上的百户长，管着一片儿的治安，平时乡里乡亲谁家揭不开锅、谁家闹了病，他都愿意伸手帮一把。在沙河沿那一带，提起戴万龄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可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一来，东三省说变就变了天。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进来，到处烧杀抢掠，老百姓的日子一下子掉进了火坑。戴万龄看在眼里，心里头那团火烧得他整宿睡不着。

1932年2月，他顶着漫天大雪，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小城子参加抗日誓师大会，当场被推举为国民救国军独立营营长。那年他61岁，搁旁人早就琢磨着养老了，他却二话没说，把家里的地和作坊全卖了，换来一百多杆枪，把家里成年的男丁全拉上，又从十里八乡招了两百多个青壮年，拉起一支队伍，老百姓管他们叫“戴家军”。

这支队伍不光老爷们儿上阵。戴万龄的老伴寇氏也是个硬角色，双手能使枪，领着妇女们炒面烙饼、缝棉衣、照顾伤员。最小的孙女戴彩云才12岁，人还没枪高，胆子却大，经常扮成走亲戚的小丫头，把情报藏在鞋底里给队伍送信。一大家子全都卷进了这场仗。

戴家军打过头几场漂亮仗。1932年3月，他们在石塘设伏，一口气干掉一百二十多个日军，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，队伍士气一下子上来了。宁安、东宁、穆棱，哪里有鬼子，哪里就有戴家军的枪声。

可好景不长，1933年日军调来重兵围剿，救国军顶不住了，一部分人撤到了苏联。有人劝戴万龄一块走，他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。”他带着剩下的人投了柴世荣的部队，后来编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前身，继续钻山林、睡雪窝，跟鬼子死磕到底。

戴万龄死了以后，戴家的男人们没有一个往后退的。六个儿子，一个接一个接过父亲的枪，又一个接一个倒在了战场上。

大儿子戴克勤，在东宁跟鬼子交火时腿被子弹打穿，伤口感染化脓，没撑过去。二儿子戴克俭，1939年为掩护大部队转移，被日军包围，战死在阵地上。三儿子戴克吉，听说父亲被抓后带人往沙河沿赶，半道在马鞍山中了埋伏，枪战中牺牲。四儿子戴克志，1935年在宁安作战时阵亡。

五儿子戴克选，1937年潜入敌占区搞情报，身份暴露被抓，受尽了酷刑，最后死在牢里。最小的六儿子戴克政，1938年在小团山子掩护战友突围，子弹打光了，端着刺刀跟敌人拼，最后倒在了山坡上，才23岁。

算下来，戴家四代五十多口人，成年男人几乎全部战死，只留下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爷。那座八十多间房的大宅子，被日军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连片整瓦都没剩下。家里剩下的，全是寡妇和没长大的孩子。

这段历史被埋了很多年。抗战胜利后，戴家的事迹才一点一点被人从旧档案和老人的记忆里挖出来。2022年，吉林省政府正式追认戴万龄和他的六个儿子为烈士。其实六儿子戴克政早在1995年就被列入了国家级抗日英烈名录。